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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教育,怎样在学院与媒体间平衡?|||||||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5月15日发布消息称,该学院将“大幅度扩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规模”,“学院人才培养主要在研究生层次进行”,这一办学调整引起业内外广泛关注。

有媒体还从非官方渠道得到消息称,该学院“将从今年起取消本科招生”,这更加引发社会大讨论。

应该怎样看待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这一办学调整?是否还需要新闻学本科教学?新闻媒体单位在当下需要怎样的新闻传媒人?为此,《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学者、从业者、媒体研究者,共同关注和思考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调整办学所引发的讨论。

办学调整具有怎样的导向性

今年年初,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其核心目的是,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在确保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探索建立多维度考核学生的评价模式,逐步形成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的有效机制,重点破解基础学科领军人才短缺和长远发展的瓶颈问题。这被称为“强基计划”。

由“强基计划”的目标和任务来看,不禁让我们联想到了20多年前的另一个话题――高考扩招。

1999年,教育部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从这年开始全国高校开始扩招。在新闻学学科教学上,不少原本没有设置新闻学或者新闻院系的高校也为了响应“振兴计划”而启动了新闻学专业的招生。但是,2012年3月,教育部又出台了《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提出,“保持公办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规模相对稳定”,“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持续了13年的本科扩招被叫停,本科高校由于过度扩招而造成高等教育质量下滑,这其中也包括新闻学本科专业的教学质量参差不齐。

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首任院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监事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刘卫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顾了这段历史。他说,从1999年开始,新闻传播学专业招生规模扩大,不同层次的高校纷纷上马新闻学专业,一时间全国有1080多所高校在创办新闻学或相关专业。到2013年左右,创办的热情开始下降。随着教育部推出“卓越人才培养计划”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高校要突出强化教学质量工程,强化多媒体技能训练,各新闻传播院校也开始在提升内涵、提高质量上下起了大功夫。

由此,不难看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办学调整,把未来重点放在加大培养研究生层次的人才上,这应当符合国家教育发展大计。

5月15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金兼斌在其微信朋友圈里撰文称:作为学院和学科的“清新”学院依旧,学科依旧,但人才培养的产品线和供应链作出了重要调整:从今年开始,将停止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本科生,今后“清新”将以研究生培养为主。在停招本科生的同时,学校大大扩大了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硕士生名额。今后“清新”无论是教学还是毕业生出口,将主要是研究生为主。在此文中,金兼斌还表示,这一调整,是对面向未来的新闻传播人才应该具有的素养、技能的反思的结果,也是对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反思的结果。今后“清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将着力强化真正意义上的复合型人才培养:第一专业要扎实,厚基础;新闻传播本身的训练则像刀刃一样嫁接其上,要犀利。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沈浩认为:“从教育理念上来讲,清华大学这样的决定有导向性,能够成为新闻学教学的晴雨表。”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周葆华则认为,新闻传播教育有不同的模式,例如美国一些常春藤名校没有新闻学的本科教育,但也有很多名校有新闻学本科教育,所以很难一概而论,应当尊重各个学校自己做出的选择或探索,将新闻传播教育办出各个学校自己的多元特色,“百花齐放”。

新闻学本科教育并非无用

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停本扩研”所引发的还有“新闻无学”之说。有一些网友表示,很多知名的新闻人都不是科班出身,所以新闻系、新闻学院本科教育可有可无。也因此,有人提议可以不用再设置新闻学本科教育。

对此,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余清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闻学是实践性、应用性非常强的专业,本科4年十分重要。只有本科打好基础,增强本领,提升能力,才有可能成为优秀的记者。

“新闻传播教育包括以人文关怀为底蕴、以事实和真相为旨归的新闻学教育,在当代新技术快速发展的‘媒介化社会’,不但没有失去意义,反而具有特别的价值。因此,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教育,都各有其社会意义与价值。”周葆华表示,本科教育可以让从高中毕业的学子更早地接触到新闻教育,“点燃”新闻职业的理想,并将这种理想与踏实的业务训练紧密结合,理解如何通过扎实的报道去呈现事实、揭示真相、服务社会,本科生独特的人生阶段和更长的学习时间,对新闻传播院系的文化营造和认同也别具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新闻学研究室主任黄楚新表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做法不具备普遍性,绝大多数高校应该还会长期保留新闻传播学本科,毕竟一些新闻传播学专门教育和基础教育还是十分必要的。不过,他表示,本科教育以后会更多考虑其他学科知识的涉猎,如与大数据相关的统计学、和算法推荐相关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

正在读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的王军峰也表示,本科、硕士、博士培养应该是阶段性的连续,连续性中又有阶段特殊性,没有本科生教育,则基于本科生的硕博教育教学实践难以完成,最终也不利于新闻人才的培养。不过,王军峰认为,从当前的媒体环境和人才培养来看,未来的新闻传播教育还是要紧跟时代发展,与时俱进,培养跟得上时代的人才。比如,要加强对人才培养的技术性教育,以适应当前媒体的技术性环境。

媒体需要怎样的新闻人

当然,在讨论是否设置新闻学专业的过程中,也有网友认为:人人都有麦克风,可以不需要新闻记者了。

对此,刘卫东表示:“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传播者,但不是人人都可以当记者!记者与编辑工作是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崇高使命感的人才能胜任的,而不仅仅是职业。”

“对新闻界来说,有些传统恰恰是弥足珍贵的,比如审慎、节制、平衡、理性、专业等等。”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深圳晚报》总编辑邓自强表示,面对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传统新闻学科不应丧失专业自信和专业灵魂,应该在坚持专业传统和高贵追求的前提下,进行彻底的结构性改革,打破学界与业界的壁垒,无论师资还是课程,无论软件还是硬件,均要融入世界信息革命大势,积极响应和回答新闻业界融媒体改革的一系列问题与痛点,成为与新闻业界息息相通的学科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只有这样,新闻学才能永葆生机与活力。

《新闻与写作》主编梁凤鸣也认为,新闻与传播学并非低门槛专业,恰恰相反,因为当下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5G时代来临,新闻媒体需要复合型人才,无论本科时学习的是何专业都可以再学习新闻与传播学。他举例说,从事科技报道的记者如果学习过理工科知识,那么在科技报道上会有更多优势。目前,新闻与传播学的不少研究与传播都是跨界的,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均需要有计算机学科的基础,“这不仅利于业界发展,也利于学界研究”。

“人才始终是媒体发展最宝贵的资源。在真刀真枪的媒体‘战场’上,我们当然需要理论型人才和战略型人才,但我们更需要脚踏实地的各个垂直领域的应用型人才,他们需要有全面的新闻素养,有良好的内容生产能力、创意策划能力、文案写作能力、视(音)频创作能力、媒体技术能力,以及对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等新兴技术的场景理解和应用能力。”邓自强站在媒体机构的角度上给出现代媒体需要的人才标准和能力范围,“我们需要更多具备动手能力同时又吃苦耐劳的职业素养优秀的员工,我们不追求高学历,也不要求高深的理论研究能力。新闻学从来不缺少‘研究’,但更需要的是坚持去做、不断去开拓未知的人。”

澎湃新闻总编辑李嵘也表示:“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说,我们希望新入职的传媒人能够注重‘多面手’和‘专项能力’的统一结合,既要多掌握一些新媒体传播技术的应用能力,又能够在自己所从事的报道领域成为行家里手。”他强调,更重要的是对人文精神的培养,毕竟传媒人更需要的是“与人打交道”的能力,这对新闻敏感性的提高也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传媒教育如何适应当下传媒行业巨变,李嵘认为,新闻学的总体框架、理论和实践还是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只是面对传播媒介的剧烈变化,互联网成为信息传播的主阵地,过去我们习以为常的传播媒介都将逐渐退到次要位置甚至退出历史舞台,现在的教学内容势必要作很大程度的改革才能适应网络媒体新时代的发展需求。

加码打压只能自损 全球产业链将被迫站队|||||||原标题:加码打压只能自损 全球产业链将被迫站队

  5月18日下午,华为在第十七届全球分析师大会上发布《关于美国商务部针对华为修改直接产品规则的媒体声明》(以下简称《声明》),痛斥“美国政府为了进一步扼制华为的发展,无视诸多行业协会和企业的担忧,无底线地扩大并修改直接产品规则”。

  5月15日,美国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一周年,美国商务部下属工业和安全局(BIS)发布针对华为的新规定。

  该规定提出,在美国境外生产的产品,如直接使用受到美国《出口管理条例》监管的技术或者软件,或生产该产品的设备、厂房直接使用了受到美国《出口管理条例》所监管的技术或者软件,应当受到该条例监管,需要获得许可证方可出口。

  按华为员工的解释,只要生产链中有一丝美国的技术,就有可能受到出口禁令影响。即便用了一个美国制造的螺丝刀加工的产品出口至华为,也算使用了美国技术。

  同时,该规定对5月15日已经开始生产的产品,给出了120天暂时不受禁令约束的限期。

  在这期间,国际局势及产业环境如何发展,尚难预测。因此,美国此项规定所带来的影响也待观望。

  华为在《声明》中表示,正在对此事件进行全面评估,并承诺尽最大努力寻找解决方案,希望客户和供应商与华为一起尽力消除此歧视性规则带来的不利影响。

  半导体领域知名专家、电子创新网创始人张国斌对科技日报记者说:“华为是中国高科技领域的一面旗帜,美国精准打击华为,打击的是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和全球产业链,这已不是华为一家的事。”

  这种供应链上的软硬件无限追溯,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华为的业务。华为2000多家供应商就这样被美国硬推到了台前,不同企业在不同的地缘政治压力下、出于其自身的商业利益考量,可能不得不面临“站队”选择。

  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表示,过去一年,在大量产业技术不可获得的情况下,华为艰难地生存并努力向前发展。当今世界已形成一体化协作体系,这个体系不应也不可逆转。标准和产业链割裂对任何一方都没有益处,会给整个产业带来严重冲击。

  《声明》指出,“长期来看,芯片等产业全球合作的信任基础将被破坏,产业内的冲突和损失将进一步加剧。美国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打压他国企业,必将削弱他国企业对使用美国技术元素的信心,最后伤害的是美国自己的利益。”

  张国斌表示,美国商务部的举措可以说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美国第一轮禁令就让一批美国公司蒸发了几十亿美元市值,让大批小运营商的设备断了维护。

  张国斌表示,美国这种不合国际现行通用贸易规则的规定,给产业链带来的打击前所未有,但人为的藩篱阻止不了市场需求与商业逐利。中国是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参与者,也是全球企业尤其是科技企业发展的重要引擎。相关美国公司对这一规定引发的连锁反应已深表忧虑。

  这是任正非早就预料到的打击。

  深度全球化的今天,几乎没有任何一家高科技企业可脱离美国技术而生存,华为再多的准备也不可能零使用美国技术。

  2009年,任正非在四川旅游时,写的文章《深淘浅,低作堰》中有句话放到现在仍然不过时:“未来的竞争将是一条产业链与一条产业链的竞争,从上游到下游的产业链的整体强健,就是华为生存之本。”

  前所未有的长臂管辖和打压下,华为的业务虽然受到一定影响,但总体依然健康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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